采访对象：宋亚朝（陕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原产业政策与法规处处长、二级巡视员），以下统称宋老师
袁院长：宋老师您好，您此前在陕西省工信厅工作多年，对陕西三线建设情况十分了解，想请您谈谈陕西三线建设的选址、建设及布局情况？
宋老师：我在政府机关工作四十余载，近三十年致力于工业领域相关工作。自2017年担任产业政策与法规处处长以来，始终以习关于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引，紧扣中央提出的“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产业政策要准、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五大政策支柱要求，积极贯彻工业和信息化部在产业发展政策、组织政策、结构政策、布局政策及协调政策等方面的决策部署，扎实推进工业设计、服务型制造、优质企业培育、企业创新管理提质增效引导、产业转移、运用综合标准依法依规推动落后产能退出以及工业文化发展等重点工作。
工业乃强国之基，文化系民族之魂。工业文化作为制造强国的根基，是制造业发展的核心软实力。为深入贯彻习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战略部署，2021年5月，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委联合印发《推进工业文化发展实施方案（2021-2025年）》，此举旨在强化工业文化对制造强国与网络强国建设的支撑作用。陕西作为文化资源大省，虽拥有丰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革命文化积淀，但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挖掘方面仍有提升空间。无论是“156项工程”抑或“三线建设”，独具陕西特色的工业文化始终是习“文化自信”论述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核心构成。西安邮电大学作为工科院校，挖掘“三线建设”历史遗存及其精神内涵是重要切入点。三线建设范围虽涵盖十省，陕西系国家大三线建设的重点省份。四川、贵州等省在“三线建设”文化挖掘方面成效显著（如四川电视台摄制电视剧《淬火年代》展现攀枝花发展历程），但剧中核心人物素材多来自陕西。由此可见，陕西的工业基础不仅孕育了特色鲜明的“三线建设”，更为全国大三线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奠定了坚实基础。
陕西工业体系发轫于抗美援朝后国家引进的苏联“156项工程”，其中24项布局于陕西。这些项目既推动新中国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型，亦奠定当代工业化根基。西安市政府原秘书长、研究室主任梁锦奎先生在《没有156就没有大西安》一文中指出，该工程在技术、人才、产业、教育及城市建设等方面为大三线建设筑牢了根基。抗美援朝后，原西北局领导彭德怀出任三线建设指挥部总指挥，统筹推进宝成铁路、四川攀枝花等项目建设，而陕西三线建设则聚焦航空、航天、兵器、船舶、核工业等“大国重器”领域。例如，苏联援建的西飞属“156项工程”，陕飞则是依托该工程集聚技术、人才、产业优势而成就的三线项工程”奠定的产业基础与人才储备，陕西航空产业才构建了涵盖研发、设计、生产、试飞到列装的完整产业链，占据全国航空产业半壁江山，其独特地位与不可替代性无出其右。以航天六院为例，其前身红光机械厂选址凤县红光沟。据史料记载，选址曾考察四川绵阳与甘肃天水，因绵阳处地震断裂带、天水存自然灾害隐患，经主席亲自部署，周恩来总理与统筹协调，最终定点凤县。1958年至1990年代初，凤县红光沟作为我国航天液体动力摇篮，始终发挥着关键作用。从“东方红一号”到当代载人航天工程，航天六院持续承担“弹”“箭”“船”“星”等航天动力系统研制使命，支撑航天强国建设。伴随三线年代初迁至西安市长安区。同样源于三线建设的中航工业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初建北京，后迁宝鸡凤翔县山沟专注飞机设计，三线调整后迁至西安市阎良区毗邻西飞。现任吉林省委书记黄强曾任该院院长，国产“运20”即由该院设计（总设计师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北工业大学校友唐长红），西飞负责生产。唐长红院士同窗还包括“歼20”总师杨伟、“直20”总师赵霞等。
需着重说明，“156项工程”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核心内容，系苏联援建的重工业、国防及基础设施领域关键工程。其布局奠定了新中国工业化与国防现代化根基。在此背景下，高等教育体系同步实施战略性调整，以满足重点工程对高端人才的需求。西北工业大学与“156项工程”的深度关联具体体现于三方面：一是地理布局的高度契合。西安市作为“156项工程”重点布局区域，涵盖航空、兵器、电子等国防工业领域。顶尖国防院校布局于此，可实现产学研深度融合，直接为西安飞机工业公司等企业输送人才与技术。二是院系结构的战略重组。西工大现有学科优势源于1950年代全国院系调整：由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航空工程系组建华东航空学院（1956年迁西安更名为西安航空学院）；整建制并入原中国人民军事工程学院（哈军工）空军工程系。此番顶尖力量整合彰显国家意志，旨在服务以“156项工程”为代表的国防现代化。三是核心使命的历史传承。建校伊始，西工大即肩负服务国防科技使命，其发展始终与国家航空、航天、航海（“三航”）事业同频共振。学校为我国自主研制大飞机、新型战机、无人机、航天探测器、水下航行器等大国重器作出不可替代的贡献，故被誉为“国防七子”之一。
在陕高校中，承载国家战略使命者非止西工大。西安交通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安理工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西安工业大学等，均非普通地方院校，而是国家“一五”期间为支撑西安及西北地区重大国防工业项目，有计划整合全国顶尖资源组建的重点大学。这段历史不仅奠定西工大作为中国“三航”领域领军者及国防科技重镇的地位，亦塑造了各校特色发展路径。此或为陕西三线建设区别于他省的重要特征。
汉中曾称“工业走廊”，其形成亦源于国家布局的十余家三线建设企业（涉及陀螺仪、传感器等领域）。据不完全统计，全国三线建设共布局约千余家企业，陕西占109家，直接及间接配套企业逾500家，其中多为支撑国家安全的国之重器、“大国重器”。目前陕西在“三线建设”文化挖掘与宣传方面，仍显着落后于部分省份。
宋老师：三线建设是在冷战背景下，中国为保障民族生存与国家独立而实施的一项具有悲壮色彩的战略抉择。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国家安全利益被置于绝对优先地位的体现。
其一，严峻的国际环境与国家安全危机构成直接动因：美国深度介入越南战争，中国南部边境面临直接军事威胁；同时，美国在中国东南沿海保持强大军事存在。特别是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中苏两国因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分歧趋于冷淡乃至对立。彼时，苏联试图建立苏美共同主导的世界体系，亟需将各社会主义国家纳入其势力范围，以实现与美国共治世界之目的。中国则视苏联此举为奉行帝国主义与新沙皇政策。加之美国持续对中国实施战略封锁并干涉，中国拒绝被纳入苏美主导的国际体系。在此情势下，苏联亦对中国发动舆论攻势，指责中国蓄意挑起世界大战、破坏人类和平，中苏关系由此逐步恶化。1960年，苏联单方面撤回在华支援的1390名专家，废止两国间13项协定书、300余项合同及200余项科技合作项目，其对华援助宣告终结。时值中国“三年困难”时期，苏联援助的突然终止导致诸多项目被迫中止，遭受重大损失。不仅如此，苏联还要求中国偿还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所欠贷款及利息。至六十年代末期，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苏联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并将全国四分之一导弹部队及空军力量集结于中苏、中蒙边境。1969至1978十年间，中苏边境冲突累计逾6000次。苏联更扬言对中国实施核打击，意图摧毁中国核武研制计划。中国同时承受来自两大超级大国的军事压力；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爆发，台湾蒋介石政权在美国支持下频繁策划“”。中国东部及沿海地区被普遍视为易受攻击的“一线”。
外交领域，苏联先后与蒙古、印度、越南、阿富汗等国签订双边条约，并试图联合东南亚国家构建针对中国的军事同盟以实施封锁与孤立。中国亦展开反制，支持巴基斯坦、柬埔寨、阿富汗等国对抗苏联势力的斗争。
近代以来，中国主要产业集中于东部地区，长期面临来自海上的严重威胁。自“一五”计划始，中国工业布局重心仍置于东部，甚至高度集中于东北。“一五”时期156项重点工程中，东北独占56项。全部重大项目投资总额196亿元，东北占比高达44.3%，几乎占据半壁江山。此后，东北成为中国重工业基地。
然东北与苏联直接接壤，所受威胁极大。一旦中苏开战，东北经济将遭受空前浩劫，中国重工业基础亦将严重受损。不仅东北，华北、西北均直接面临苏联军事威胁。同时，美国依托日本、韩国等岛链部署的海军力量亦对中国东南沿海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其二，“备战、备荒、为人民”战略思想的指导：面对可能爆发的战争，主席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其核心思想为：立足应对早打、大打、打核战争，推动国家战略重心向内地纵深转移，构建一个打不垮、炸不烂的后方战略基地，以维系战时国家生存与反击能力。
其三，国内经济布局失衡的内在需求：新中国成立初期，绝大多数工业基础集中于东北及沿海大城市（如上海、天津、辽宁）。此种布局在和平时期利于发展，然战争时期则极为脆弱，一旦遭受攻击，国民经济将陷于瘫痪。三线建设旨在改变此不合理生产力布局，推动工业体系向内地扩散，实现“均衡发展”。
加之“三五”计划（1966-1970）的转向：原定第三个五年计划重点系发展以“吃穿用”为核心的民生经济。然1964年5至6月中央工作会议鉴于前述安全形势，彻底调整计划方向，确立了以“三线建设”为中心的备战方针。
其战略层面的困惑与争议：一是“山、散、洞”方针的利弊，此乃三线建设最具争议之指导原则。即工厂须“靠山、分散、进洞”。此举虽增强抗打击能力，却造成严重后果：工厂布局极度分散，车间间距常达数十公里，致使内部物流成本高昂、生产效率低下、协作极为困难。二是经济效率与战备安全的矛盾。整个建设将“战备”置于绝对优先地位，严重忽视经济规律。巨额资金投入交通闭塞、基础设施匮乏之深山老林，其和平时期经济效益广受质疑。此种“不计成本、不计代价”之做法，当时及后世均引发关于其“值不值得”的深刻困惑与反思。
建设过程中的具体困难与挑战：一是自然条件极端恶劣。地理环境：三线企业多建于深山峡谷、荒漠戈壁，频遭泥石流、滑坡、洪水等自然灾害严重威胁；气候不适：来自沿海及东北的职工难以适应西北之干燥严寒或西南之潮湿闷热，疾病多发。二是基础设施从零起步。在毫无工业基础之地区，建设者需先完成“三通一平”（通水、通电、通路、平整土地）。修建宝成、襄渝、成昆等铁路及公路代价极其高昂，众多铁道兵与工人为此献出生命。三是物资与生活保障极度匮乏。住房：初期职工及家属仅能栖身于简陋草棚、干打垒（夯土墙）房屋或山洞；供给：粮食、副食品、日用品供应紧张，实行严格配给制，众多家庭长期处于半温饱状态；医疗教育：医疗卫生条件简陋，子女教育设施匮乏，文化生活极度贫乏。四是技术与人力的巨大挑战。人才迁移：响应“好人好马上三线”号召，大批优秀工程师、技术工人、大学毕业生自一线城市老厂、高校及科研单位抽调至三线，面临与家人长期分居、个人事业发展受限之困境；设备搬迁与安装：将成千上万吨精密设备运入山区本身即为奇迹，在“进洞”要求下，于潮湿山洞内安装维护精密机床，对技术与毅力皆构成极限考验。五是保密与封闭引发的社会问题：众多三线单位为保密军工企业，使用邮政信箱代号（如“XX信箱”），与外界隔绝。由此形成“孤岛社会”，职工及其子女长期生活于封闭环境，与社会脱节，引发后续一代人的社会适应问题。加之巨大的牺牲与奉献：数以百万计建设者秉持“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之信念，在极端艰苦条件下隐姓埋名，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乃至生命。
然三线建设至少从两方面深刻改变了中国：一是巩固了国防安全。大量国防企业西迁，显著增强中国战略后方的军事保障能力。二是改善了经济地域分布，缩小了区域差距。此前全国主要产业集中于东部，西部地区工业近乎空白。三线建设后，西部地区工业崛起，有效平衡全国产业布局，促进了区域协调发展。
宋老师：1980年已是三线建设的末期。三线年代初期进入大规模建设阶段，80年代初期基本结束。我1980年参加工作后，在政府机关工作至2022年，近40年时间。
宋老师：并非如此。我早期从事行政工作，在咸阳市政府工作了近20年，先在市政府办公室秘书科工作，后担任市政府办公室工业科科长；2007年从咸阳市政府办公室调到陕西省工业交通办公室行业管理处任副处长，分管行业管理工作；2009年大部制改革后省上成立了工业和信息化厅，我在原材料工业处分管冶金、建材、有色、黄金、稀土和新材料等行业，之后在招标监管处、产业政策与法规处工作直至退休，一直从事行业管理、产业政策及其政策法规等工作。
宋老师：是。三线建设企业大规模搬迁始于90年代初期。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在咸阳市政府工作期间，见证了如4390厂、704厂等一批三线建设企业迁入咸阳的历程。这些企业分别从宝鸡、商洛等地迁入。宝鸡、汉中、商洛等市是我省三线建设的重点区域。以宝鸡为例，作为国家“三线建设”时期的重点布局城市，宝鸡曾汇聚了一大批关乎国计民生的骨干企业。除国家在凤县布局的部分航天企业外，绝大多数三线企业初期主要分布于蔡家坡、渭滨区、钓渭镇等城郊或山区，严格遵循“靠山、分散、隐蔽”的布局原则，构筑起新中国重要的工业防线。伴随时代发展，这些企业历经改制、搬迁、重组与转型，多数迁往交通更为便利的宝鸡市区、咸阳、西安等城市，书写了一部流动的工业奋进史。
在众多三线企业中，一批名字熠熠生辉：宝光电工总厂（4401厂），今已发展为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陕西汽车制造厂，壮大为陕西汽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陕西汽车齿轮厂，成长为陕西法士特汽车传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成为全球最大的商用车变速器生产基地之一。此外，还包括建光机器厂（4503厂）、金山无线厂）（迁至咸阳，现为陕西金山电气集团有限公司）、宏声无线厂）、宝鸡合力叉车厂（现为中国西部最大的叉车研发制造基地之一），以及烽火无线厂）、凌云无线厂）等。它们共同构成了宝鸡工业的“根”与“魂”。
在宝鸡的工业图景中，渭滨区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该区，尤其是清姜地区，曾是三线企业密集布局的军工高地，聚集了国营建光机器厂（4503厂，1997年并入金山器材厂）、宝成仪表厂（212厂，今为宝成航空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长岭机器厂（782厂，今为长岭电气）、烽火机械厂（769厂，今已壮大为烽火通信集团）、凌云无线厂，今为陕西凌云电器集团有限公司）。这些企业不仅是渭滨区的工业骨干，更是宝鸡乃至全国在军工电子与高端装备制造领域的重要支撑。
回顾这段历程，宝鸡的三线企业实现了从“山沟创业”到“城市立业”的跨越，由军工生产迈向民用市场，成功探索出一条转型升级之路。陕汽、法士特、宝光等企业，更成为带动地方产业集聚、引领行业发展的龙头。
然而，伴随企业外迁与城市更新，一批承载时代记忆的三线工业遗存亟待保护与活化。2022年，时任宝鸡市委副书记、渭滨区委书记段小龙在参加航天六院凤县红光沟航天精神文化园开园活动期间，曾与笔者深入交流，共商渭滨区三线建设工业遗产的开发路径。我们一致认为，可依托渭滨区丰富的三线遗产，规划建设“陕西三线建设博物馆”，以此为契机，系统整合历史、人文与自然资源，推动工业遗存活化，弘扬三线精神，并为宝鸡乃至陕西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文化动能。
此举不仅是对历史的致敬，更是对未来发展的深远投资。我们期待这一构想能早日落地，使三线记忆成为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崭新名片。
宋老师：咸阳的三线建设同样是特定历史时期国家工业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比较有影响的企业包括：兴平化肥厂、陕西华特玻璃纤维厂、西北橡胶厂（西北橡胶研究所）、航空工业宏远（148厂）等，前三个在兴平和咸阳市郊，航空工业宏远（148厂）作为航空锻铸企业，建在三原县“狼沟”（遵循靠山、分散、隐蔽原则），是我国航空工业重要企业之一；陕西华电材料总公司（704厂），电子材料（覆铜板）企业，1993年从商洛市洛南县山区迁至咸阳；国营新源机械厂，军工无线年由铜川市纸坊村迁至咸阳，曾以生产“如意牌”电视机而驰名；三五三〇印染厂，印染军需企业等。由此可见，咸阳是三线建设的次重点区域之一。值得一提的是，咸阳也是陕西省重要的工业城市，装备制造、电子信息、能源化工、食品加工、医药制造及建材、纺织等产业，共同构成了其传统工业体系。其中包含两项“156项工程”：一是国营408厂（陕西柴油机厂，今为陕西柴油机重工有限公司），系国内规模最大的中、高速大功率船用柴油机和柴油发电机组专业制造商，主要产品覆盖11大系列40多种规格的柴油机及舰船辅助产品，广泛应用于海军舰船动力、民船主辅机、核电站应急发电机组、陆用电站等领域；二是陕西航空电气有限责任公司，专业从事飞机主电源、配电系统等的研制，是国产大飞机C919航空电源系统主要供应商。此外，彩虹集团（原4400厂）亦值得关注。该厂是在“156项工程”之后，中央为改善民生而引进彩色显像管成套技术和设备所建。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要破除对“洋奴哲学”的批判，大胆引进新技术和新设备。同年4月，国务院副总理批准引进彩色显像管成套技术，该项目定名为“咸阳彩色显像管工程”。1978年，中国第一家彩色显像管生产企业——陕西彩色显像管总厂（即彩虹集团）在咸阳成立。该项目在1978年确定的22个重点工程项目中占有重要地位。通过引进彩色显像管成套技术及设备，中国彩电制造业得以快速发展。至1987年，中国电视机年产量已达1934万台，超过日本，成为世界最大电视机生产国。在引进技术基础上，中国还实施了彩电国产化“一条龙”工程，引进配套电子元器件生产线%以上。回顾这段历史，可见在特定历史转折时期，通过高层决策、把握国际机遇、实施重大工程并注重后续的消化吸收与国产化，最终成功实现了产业能力的提升。
由此可见，陕西三线项工程”奠定了技术、人才、装备、资源等多要素实力，同时，又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技术与管理人才，这是其他省份难以比拟的。2017年工信部在评选首批国家工业遗产时，陕西作为6个试点省份之一，在十个首批国家工业遗产评定中，宝鸡申新纱厂（源于荣毅仁荣氏家族，抗战时期搬迁至宝鸡）成功入选，成为陕西工业遗产的重要代表之一。我履职期间，共有九家企业入选国家工业遗产，每个国家工业遗产其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都显而易见，无与伦比。除此之外，还有一大批特色优势企业因为种种原因未能申报国家工业遗产，但他们的历史价值、社会价值、经济价值、艺术价值及其科技价值都值得去挖掘，去整理，去弘扬。比如宝鸡北方动力，即陕西北方动力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有着八十多年历史，肩负着国防使命的“老兵工”企业。其前身是1941年成立于上海江湾的“野战自动车厂”。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国防建设与工业布局的需要，工厂于1950年奉命令，内迁至陕西宝鸡的虢镇，在西北军区军械三厂的原址上开始了艰苦的创业，并传承发扬了“西迁精神”与“人民兵工精神”。在内迁宝鸡后，北方动力创造了新中国工业史上的“三个第一”：1959年，试制成功新中国第一辆水陆坦克；1979年，作为德国道依茨风冷机的第一底图厂进行发动机研发，引进生产出我国新一代轻型装甲车辆动力，填补了国内空白；1980年，成功开发50型轻便摩托车，成为我国第一批起步最早的八大摩托厂家之一。当时排队购买“渭阳摩托车”的场面十分火爆。从黄浦江畔到秦岭北麓，宝鸡北方动力历经了八十多年的风雨。它曾为国防建设创下多个“第一”，也经历了国企改革的阵痛。如今，这家“老兵工”正通过技术创新和战略转型，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活力。
宋老师：陕西直接建成的三线个（具体数字需以清单为准），加上配套企业，总数约500余个。
宋老师：并非续建，而是核心企业建设带动的配套企业。例如，陕飞生产运8运输机，便需要围绕飞机生产建设船用发动机、零部件等配套企业，这些配套企业共同构成了500余个项目的规模。
宋老师：龙头企业多为军工企业，部分配套企业则转向民用产品生产，如华原公司在民用产品领域享有盛誉；陕西省“民参军”企业数量较多。然而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随着南方省份招商引资力度持续加大，陕西省部分企业与人才向南方转移，导致“民”转型成效未达预期。这也正是陕西省委、省政府始终强调加速推进“民”“民参军”、深化军民融合战略的原因所在。
需补充说明的是，西安邮电大学前身为1950年设立的军队邮政培训班，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其前身为无线电西北军事电信工程学院）并无历史渊源。当前，西安市正联合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对标交大创新港，共同打造长安未来信息港。这为西安邮电大学提供了重要发展契机。该校应把握机遇，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无论在“云、网、智、数”抑或“空天一体”等领域，皆可弘扬独具特色的陕西工业精神，为陕西省高质量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袁院长：我曾去过红光沟，发现当地吃穿住行仍较为困难，当年三线建设企业的生活条件是否更为艰苦？
宋老师：90年代初期三线建设实施调整的重要原因，在于早期“靠山、隐蔽、分散”的建设原则致使企业产业链冗长、供应链成本高昂，且技术人才稳定与职工生活起居面临诸多困境——三线建设者多系全国各地人员，存在夫妻分居、子女教育及探亲不便等问题。搬迁后，企业产业链与供应链得以缩短，生产成本降低，职工生活条件亦获得改善。
宋老师：计划经济体制在当时仍根深蒂固。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三线企业搬迁，亦系计划经济推动之产物——若仅凭企业自身能力，实无法完成搬迁任务。
袁院长：陕西省最初针对三线建设企业，是否出台过配套政策解决职工问题？像红光沟这样的企业，是否属于中央直属企业？
宋老师：三线建设企业多为中央直属企业（央企）。在计划经济时期，央企形成了自成体系的小型社会，自行建设学校、医院及社区，具备独立的管理体系，与地方政府的关联较弱，呈现“两张皮”状态。例如，红光沟企业拥有自建医院与学校，除商业消费对凤县贡献有限外，其产值、利润均未纳入地方统计范畴，与凤县的联系较为有限。近年来，伴随国有企业改革、行政体制改革及上市制度改革的推进，企业逐步剥离学校、医院等社会管理职能，转而聚焦产业发展。过去，地方政府对央企的管理职能有限，主要承担服务职责。
袁院长：尽管当年三线建设条件艰苦，但三线职工的生活条件是否仍优于周边居民？
宋老师：是的。三线建设的价值不仅体现于国防安全、经济与科技层面的贡献，更在于其对当地居民思想观念与社会意识的深刻塑造，推动了当地社会的文明进步与思想解放。以凤县红光沟的三线企业为例，其不仅对当地经济发展形成有效支撑，亦对居民精神气质的提升产生了积极影响。当前，国际学术界诸多学者正致力于中国三线建设研究，其意义已超越初始战略规划范畴，从而具备更为深远的社会价值。
宋老师：陕西三线企业与四川、贵州两地存在显著差异。从历史维度考察，陕西对四川三线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撑——秦代曾遣李冰父子修筑都江堰，奠定川渝平原农业根基；三线建设时期，西安的干部、技术人员及产业基础大规模输送至四川，这批人员成为四川三线建设的骨干力量。如攀枝花钢铁基地即受益于此项支援，然其产业布局集中于原材料与新材料领域，成套装备工业相对薄弱。陕西则构建了“从基础材料到核心装备再到系统集成”的完整产业链，尤以空天领域为突出：空间站研发、卫星研制（如东方红系列）、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全球布设26个测控站，承担航天器轨道控制、精密测距、定位导航、指令遥控及遥感数据传输等任务）均以陕西为战略核心；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1958年由上海迁陕，既非156项工程亦非高校西迁项目，而属国家战略部署）作为国家标准时间发布机构，为通信等领域提供基准时频服务。上述机构共同构成陕西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
宋老师：青海三线建设企业数量有限，主要集中于原子能相关领域布局。四川绵阳虽被称作“两弹一星城”，然陕西、青海、兰州的三线企业与绵阳协作密切，共同支撑“两弹一星”事业。例如洋县的原子铀基地，则与兰州、青海相关企业构成完整产业链体系。
宋老师：陕西提出“民”战略始于改革开放之后。此前，三线企业主要承担“保军”任务。改革开放初期，尤其在陈德明担任陕西省省长期间，明确要求加速“民”步伐——彼时陕西GDP总量虽未居全国前列，但三线企业所代表的先进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与战略性新兴产业，若能实现民品孵化，将有力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然而，长期以来三线企业与地方经济形成的“两张皮”局面，导致“民”过程中出现人才与技术“孔雀东南飞”的现象，影响了转型成效。不过，陕西科研优势显著，拥有近百所高校（含公办与民办）、逾百万在校大学生、数十万专业科研人员，系国家级科技研发重镇，在科技孵化领域具备坚实基础。
宋老师：虽非全部，但占比较高。陕西省三线企业以航空、航天、兵器、船舶领域的军工企业为主，其产值绝大部分未被纳入该省GDP统计。
宋老师：是的。陕西作为军工大省与三线建设大省，其相关产值因未完全纳入统计，导致其贡献难以通过GDP直观体现。外界对陕西经济有“龙源经济”的评价——即先进制造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基础雄厚，但价值未能充分显现，了解者认可其实力，外界则难以感知。例如，西北工业大学研发的无人机（如爱生公司365所生产的战略性无人机）、珠海航展上的“九天”无人机（陕西研发设计），均具备战略意义，但在民用无人机领域则落后于大疆等企业；20所、618所等企业在导航、航空电子、航天电子领域实力突出，然而陕西尚未争取到低空经济试点，卫星技术（如504所的卫星载荷技术）在地面应用领域的挖掘亦显不足。部分三线企业仍保留计划经济思维，缺乏忧患意识，在结构调整与转型发展方面主动性不足。笔者在参与“十五五”规划编制调研时，曾建议央企从产业长远发展出发，加强转型；同时，陕西部分地区受小农意识影响，在争取政策支持（如低空经济试点）、围绕产业链布局（布局产业链、强化产业链、延伸产业链）方面主动性不足，未能充分发挥秦岭周边低空经济在旅游、物流等应用场景的优势。
宋老师：印象尤为深刻的是中航工业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陕飞、航天六院与504所等。航天六院对航天精神的传承与弘扬尤为重视；陕飞地处城固，中航工业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迁至阎良后，研发设计实力显著提升，运20运输机即系该院设计成果；航天六院下属的航天十一所、聚焦激光通信与卫星应用的504所（涉及军工保密领域），均为陕西三线建设时期的代表性企业。此外，陕西汽车制造厂、宝钛集团、渭南金堆城钼矿（在相关记录中被提及）亦属三线建设阶段的重要工业企业。
宋老师：确实，504所仍严格执行保密要求。然而，其部分技术已实现对外转化。例如，激光通信技术已在杭州实现产业化落地（得益于地方支持力度较大），低空经济相关业务则布局于成渝地区。
宋老师：陕西产业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在于政策支持与投资保障存在不足，导致难以有效留存技术与项目资源。当前，陕西正借鉴“合肥模式”，通过设立产业引导基金以培育产业链。尽管陕西依托“三线项工程”形成的产业链具备整体完整性，但部分环节仍存在短板，且配套半径超出本省范围，亟需实施补链与强链举措。以航空产业为例，其拉动系数高达800（汽车产业为9），原中航工业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院长黄强曾明确提出应大力发展航空产业。其于四川推动航空产业发展的实践经验表明，空天经济蕴含巨大发展潜力。该领域恰为陕西的优势所在，亟需把握发展机遇。
宋老师：存在一定关联。我前面已经提及，对西安邮电大学而言，当前面临重要发展机遇——长安区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提出共建“长安未来信息港”，旨在比肩西安交通大学创新港；本年度陕西省政府推动长安区与航天基地实施“区政合一”改革，并定位为“国家级科创中心核心承载区”“宜居之城”“农业示范区”“天+”与“信息+”推进发展。西安邮电大学可借此在“未来信息港”建设中探索合作空间。
袁院长：当前国家提出的“战略腹地”建设，与过去的三线建设是否存在必然关联？
宋老师：是的。国家去年提出的“战略腹地”建设，系依托大三线建设所形成的产业基础、要素保障与资源禀赋而推进，其覆盖区域与大三线建设核心区域高度重合。陕西作为三线建设重点省份，在战略腹地建设中具有显著优势，未来发展仍具广阔空间。
宋老师：大部分搬迁工作已于20世纪90年代末（1998-1999年）基本完成。然而，当前存在一个突出问题：三线企业迁离山区后，其遗留的工业遗址保护状况堪忧。部分遗址因疏于管理已严重损毁，有些移交地方政府，有些仍由企业管理，但因缺乏资金、政策支持及有效管理手段，导致这些工业遗址保护与利用不足，造成历史文化资源的浪费。工业遗产兼具历史、社会、经济、科技与艺术价值。退休前，我曾委托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对建设“中国工业博物馆陕西分馆（含中国工业数字博物馆陕西分馆）”课题进行研究。陕西建设工业博物馆，其特色在于可依托“大国重器”的应用场景，集中展示航空、航天、兵器、船舶等领域的核心成果——与沈阳中国工业博物馆（以东北156项工程为基础，侧重重工业与工业母机）不同，陕西所展示的这些成果至今仍具有强大的震撼力。例如，航天六院展示中心的空天一体化技术与火箭发动机应用场景，有助于参观者直观理解三线建设的传承与发展；西北工业大学新校区所展示的飞机虽仅展示外观，但工业博物馆可通过工艺技术装备及新一代信息化手段（如还原飞机飞行画面）再现应用场景，今年“九三”阅兵现场的大国重器的应用场景，均能通过多种新一代信息技术手段来展示，既能增强民众自信心，亦可使年轻一代在研学过程中深入感悟“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大力协同、求真务实、科学创新”的三线精神。陕西建设中国工业博物馆的意义，远较其他地区更为重大，因其拥有独一无二的应用场景与实物支撑。
宋老师：20世纪90年代末期，即1998至1999年间，搬迁工作基本完成。当前，上海在小三线研究领域成果相对丰富，然对大三线的系统性研究仍显不足；四川、云贵地区的大三线研究多集中于原材料领域，成套装备工业研究相对缺乏。陕西在成套装备工业领域（如空警3000、运20）具备显著优势，然其价值尚未得到充分挖掘与有效宣传。另需指出，1949年6月8日，党中央任命彭德怀等二十余位组成首届西北局领导班子。彭德怀在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担任三线建设总指挥，对陕西及自甘肃乌鞘岭至云贵地区的大三线区域具备深刻理解。陕西三线建设企业主要分布于宝鸡、汉中、安康、商洛等地，西安亦存在部分企业（如风雷仪表厂等）。宝成铁路的建成亦属三线建设的重要成就。
宋老师：贺龙元帅深度参与并有力推动了国家重大战略“三线建设”，尤其在西南地区工业基地的规划与初期建设阶段，切实履行了检查、指导与协调等重要职责。1966年3月，贺龙亲赴攀枝花（时称“渡口”）钢铁工业基地建设现场视察。其时工程建设因贯彻“山、散、洞”方针陷入停滞，部分人员主张将工厂“割块入洞”。贺龙在听取专题汇报并实地踏勘后，基于地形特征与实战需求作出三项关键指示：其一，明确反对过度分散。鉴于高山地形的天然防护作用削弱敌军空袭威胁，他指出集中建设更利于生产管理，强调“分散不好管理，集中好”。其二，有限度支持设备进洞。同意风机、电站等关键设备入洞防护，但主张高炉、焦炉等大型设施无需进洞，提出“炸了一个还有一个”的冗余设计思路。其三，高度重视综合保障。多次指示改善建设者生活条件，要求扩大蔬菜种植保障供给，并前瞻性关注职工婚育衍生的住房、就学等长远问题。这些意见有效解决了建设争议，促使攀枝花基地按照相对集中的方案持续推进。由此可见，贺龙元帅对三线建设的贡献既具体且深入。其视察不仅传递了中央关切，更以务实的军事经验与果断的决策魄力，在关键时刻化解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的核心分歧，有力保障了这一国家战略工程的顺利实施。
宋老师：陕西省蕴藏丰富的三线建设遗产资源，例如航天六院所属的凤县红光沟航天精神文化园、陕飞建设的三线文化主题园区，以及通过数字技术实现文化遗产活化的实践探索。当前，陕西省已实施一系列三线建设遗产保护与利用举措，包括运用数字孪生技术对革命旧址进行三维建模，构建虚实交融的虚拟空间，并利用5G网络支撑数字化导览系统，使青铜器铭文得以“跃然眼前”。然而，陕西省在三线精神弘扬与工业文化发展领域仍面临若干短板：其一，长远规划明晰度不足，对三线文化资源的传承与发展重视不够；其二，文化产能释放不充分，三线建设资源闲置问题依然存在，产业体系尚未健全；其三，技术应用不均衡，数字化展示手段在红色文化和文化遗产领域有所应用，但与“156项工程”及三线工业文化的结合紧密度有待提升；其四，人才队伍支撑不足，兼具“156项工程”、三线文化知识及技术研发与运营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匮乏。为此，特提出如下意见与建议：
构建数字孪生体系：对三线遗址及工业遗产实施全面三维建模与数据采集；建设陕西省三线建设数字资源平台；实现预防性保护及智能化管理，为遗产保护与研究提供数据支撑。
创新沉浸式体验模式：开发三线建设主题的MR混合现实体验馆，运用VR/AR技术再现三线建设时期生产生活场景，打造“三线精神”数字行浸式剧场；增强观众互动性与参与感，提升三线精神的感染力与传播力。
打造智慧文旅平台：建设“三线精神”数字展馆及线上平台，设计三线遗产数字旅游线路，开发三线文化数字文创产品；扩大三线文化传播范围，带动区域旅游与经济协同发展。
深化数字内涵挖掘：建立三线建设数字档案与知识库，开展三线文化数字化学术研究，运用AI技术分析解读三线建设历史资料；提升三线文化研究水平，为创造性转化奠定学术基础。
推动产业融合发展：将三线工业遗产与乡村振兴事业相结合，发展“三线工业+文创”新兴产业生态，建立三线文化遗产IP转化与授权机制；破解资源闲置难题，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形成三线文化产业链条。
强化数字人才培养：推动校企合作培养复合型人才，设立三线文化数字创新基金，建设三线文化数字创新基地；解决人才断层问题，为三线文化传承创新提供持续智力支持。
促进国际交流合作：打造三线建设数字展示国际平台，开展三线建设数字领域国际联合项目，借助数字技术传播中国三线建设故事；提升陕西三线文化国际影响力，促进国际工业遗产保护经验交流。
构建数字保护体系，筑牢遗产根基。对三线建设遗产实施全面数字化采集，建立三维数字档案。可借鉴西安城墙厘米级高精度数据模型经验，以及杨家岭革命旧址数字孪生预防性保护系统成功案例，对三线建设遗产进行健康状况监测与风险评估，实现从“被动抢救”向“主动预防”的转变。
创新技术融合展示，增强体验感知。运用VR/AR/MR等技术，再现三线建设时期的生产生活场景。可参考薛家寨红色文化行浸体验馆模式，通过“中央智控系统+多个行浸空间+数字终端”架构，使观众沉浸式体验三线建设历史场景。同时，借鉴宝鸡青铜器博物院经验，利用5G网络支撑的数字化导览系统，创新三线建设遗产展示方式。
打造智慧文旅平台，拓宽传播渠道。建设“三线精神”数字展馆及线上平台，运用数字孪生技术构建线上线下互动展示体系。可借鉴“游陕西”数字AI平台经验，为游客提供三线建设遗产地的个性化推荐服务。同时，设计跨区域三线遗产数字旅游线路，促进区域协同发展。
深化数字内涵挖掘，提升研究水平。建立三线建设数字档案与知识库，系统整理保存三线建设历史资料。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对三线建设历史资料进行智能分析，挖掘其历史价值与文化精神，为三线精神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奠定学术基础。
推动产业融合发展，激发经济活力。将三线工业遗产与乡村振兴相结合，通过产业重构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发展“三线工业+文创”新兴产业生态，借鉴西安半坡国际艺术区“工业+文旅”模式，打造具有三线建设特色的文创产品及文化体验空间。
强化数字人才培养，夯实智力支撑。加强校企合作，培养兼具三线文化素养与数字技术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可参考西北工业大学与中航工业陕飞合作模式，通过建设三线文化数字创新基地，为学生提供实践平台，为三线文化遗产保护与创新输送人才。
促进国际交流合作，提升影响力。依托陕西省作为“一带一路”重要节点的区位优势，打造三线建设数字展示国际平台。可借鉴陕西省在文化遗产数字化领域的国际合作经验，通过数字技术向国际社会有效传播中国三线建设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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